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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最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时期。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继对幸福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60年代后期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倍受重视。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界定，西方较多为实证研究之便将其操作化。如Argyle(1989)和Diener(1984)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正性情感超过负性情感，成为主导性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个体能从整体上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许多研究已证实主观幸福感包含三个独立的维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认知维度。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历经半个世纪，其理论已日臻成熟--早期集中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部条件，后来分别研究主观幸福感与人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近期开始对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和文化三者关系的整合趋势感兴趣。

    本文通过对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独立的相关研究和近期发展趋势的回顾，重点介绍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模型--调节--缓和模型，指出了这一模型的整合价值及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拟提出模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建议。

    1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独立的相关研究

    1．1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因素的相关研究

    在主观幸福感的诸多研究中，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的相关研究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对此，前人已作了许多探讨。

    20 世纪80年代，Costa和McCrae(1980)发现，正性情感、生活满意感和负性情感分别对应着人格特质结构中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与其它因素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多地依赖人格，并且人格可预测10年甚至20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随着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推进，许多致力于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学家，如 Diener、Larsen(1984)和Lucas(1999)等人的研究均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最近Lucas和Diener(2000)对39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也证实了外向是快乐的核心成分。

    但是，大量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只关注了外向性、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且，上述研究只考察了SWB的基因基础而忽略了文化因素，因而遭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者的抨击：主观幸福感存在着重要的跨国差异，尤其是东(亚洲)西(欧洲和北美)文化的差异。

    1．2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

    主观幸福感的跨国(文化)研究一直是跨文化心理学家感兴趣的理论与实证课题。

    Inglehart (2000)、Veenhoven(1993)和Oishi(2001)的研究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均存在着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的差异。如Veenhoven(1993)的研究发现，在1958-1987年间，日本人的生活满意感在10点量表中波动了6个点，而丹麦人的平均生活满意感大约波动了8个点。

    Oishi的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比亚裔美国人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Okazaki(2000)也发现亚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报告了更多的沮丧和焦虑。

    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仅对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做简单的描述性研究，而是深入探讨了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的原因。Diener(1995，2002)的实证研究和跨文化综述表明(10)，国家财富和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有0．6-0．7的高相关，富裕的国家比贫困的国家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在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强。

    此外，自我服务的偏见和自我概念的文化差异以及个体从集体中所获社会支持的文化差异，也是导致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还发现了不同文化下主观幸福感内部各成分的不同关系。如Diener(1995)和Suh等人(1998)发现，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上，自我满意感和整体生活满意感之间的相关，生活满意感的情感归因都存在文化差异。

    总之，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在探索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差异。在跨文化情境下研究主观幸福感会遇到文化相对论的问题：如果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其国民就能够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考虑和评价其所在社会的成功和价值。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主观幸福感是一国的国民持有其文化价值观的程度。近来兴起的幸福感的两种文化模型--文化常模模型和幸福感目标调节模型就是以文化相对论为基础的两种理论。

    文化常模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文化常模是特定的文化群体所共有的，在同一种文化中，个体感觉幸福的方式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个体按照社会规范行事的程度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笔者认为，既然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在感觉幸福的方式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异，那么个体为了提高幸福感，就会努力地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最终同一文化下不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就会比较接近。但是，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因素的相关研究已证实，同一文化下的个体之间确实存在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所以，文化常模模型考察了文化间价值观的差异而忽略了文化内的人格差异。即使文化常模模型考虑了人格因素，在文化间水平下，由于大样本的被试得到的是人格类型的平均值，所以人格因素的解释力度也很弱。文化常模模型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掩盖了其理论假设的偏见。

    目标调节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幸福的标志因人而异，它取决于个体与在一定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个人目标的接近程度，即个体目标实现与否决定着个体幸福与否。虽然目标调节模型同时考虑到了文化间的差异和文化内个体目标的差异，但是因为个体的行为既有目标导向性，也反应特定的人格特征，所以目标调节模型的基本假设也忽略了人格因素的影响。

    邱林、郑雪和严标宾曾考虑将两种文化模型整合起来加以验证，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争议：主观幸福感是否兼具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即研究者是否既要找到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也要找到文化内的共性和差异。现有的许多跨文化研究或者只重视文化间的差异，或者只重视文化内的共性，研究过于绝对化。Eid和Diener(2001)采用多文化潜在类型分析法(multiculture latent class analysis)已发现了代表文化间共性的一些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五类人，这五类人在不同的文化中所占的比例不同。他们也发现同一种文化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规范。

    2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调节--缓和模型”

    近来，许多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割裂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只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所以，顺应SWB研究的发展趋势，Schimmack， Radhkrishnan，Oishi(2002)等人以两个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国家(美国和德国)和三个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国家(日本、墨西哥和加纳) 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格和文化因素在预测SWB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时的相互作用)。在该研究中，Schimmack等人综合了人格、文化与SWB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整合模型，称之为“调节--缓和模型”(theMediator-Moderator Model)。该模型(见图1)的主要观点是：

    (1)外倾和神经质与SWB的情感成分显著相关，且这种相关在一切文化中都存在。因此，SWB的情感成分具有泛文化的基因基础，人格是SWB的泛文化预测指标。

    (2) 外倾、神经质对SWB的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情感成分的调节。如果个体主要是以情感作为评价生活满意感的依据，那么个体要先从记忆中搜索过去愉快和不愉快的事件，当个体的愉快记忆超越了消极记忆时，他就会报告高水平的生活满意感。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人格中的外倾和神经质既能预测SWB的情感成分也能预测SWB的认知成分。如果个体主要是依靠情感以外的其它信息来评价生活满意感，那么外倾和神经质对生活满意感的预测能力就会减弱。

    (3) SWB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相关高，即文化缓和了SWB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需要的个人主义文化极为重视个体的情感需要，情感为个体需要的实现提供直接反馈，也为个体生活满意感提供重要的信息。当个体体验到充分的快乐而较少不快时，这表明他的需要已得到最大的满足，他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强调亲密他人需要的集体主义文化，压抑了个体自己的需要和目标。虽然实现亲密他人的需要也会给个体带来快乐，但是这也意味着个体自己的需要不能得到实现，从而导致不快乐的情感。因此，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评价生活满意感时很少考虑自己的情感。

    (4)外倾、神经质与SWB的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相关高，即文化也缓和了人格对SWB认知成分的影响。

    3对“调节--缓和模型”的评价

    3．1“调节--缓和模型”的价值

    尽管大多数文化心理学家，如Church(2002)等人承认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生物遗传效应，而大多数人格心理学家，如Diener和Lucas (1999)等人也承认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但是他们都在孤立地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调节--缓和模型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力排传统的孤立研究，整合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个重要因素，有利于探测人格与文化的交互效应。

    其次，因为Schimmack在研究中将人格的测量放在愉悦感的测量和生活满意感的评价之前，所以整合模型虽然不能确定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肯定了人格影响主观幸福感而非主观幸福感影响人格的方向。

    以前关于SWB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没有认识到SWB的预测变量(人格或文化)或许更多地与SWB的一种成分(情感成分或认知成分)相关。另一方面是忽略了SWB的两种成分彼此间的相关，割裂了两种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调节一缓和模型则弥补了前人研究的这两个缺陷。

    3．2“调节--缓和模型”的不足

    调节--缓和模型虽然有其重要价值，但笔者认为这一模型仍有三点不足。

    第一，调节--缓和模型只考察了单一的文化维度。Hofstede(1980，1983，1990，1991)曾提出文化有四个重要维度：(1)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简称IDV)。在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社会结构比较松散，人们注重追逐个人目标的达成。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总是参照群体来给自己定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使群体的和谐关系得以维持和提升，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个人的利益。(2)权力距离(简称PDI)，即社会中的权力不平等达到何种程度，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将其视为正常现象。任何一种文化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是不同文化对不平等有不同的容忍程度。(3)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简称MAS)。男性气质高的国家，要求男性有自信、有进取心，追求物质成就，尊敬强大；女性崇尚服务，关心非物质的生活质量，照料儿童和弱小。女性气质高的国家与之相反。(4)不确定性规避(简称UAI)。不确定性规避是指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因无结构、不确定或无法预测的情境而不安，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保持严格的行为规则和绝对信仰来回避这种情境。这四个维度还可能存在潜在的相互效应： UAIXMAS，PDIXIDV，PDIXUAIt~6J。

    大多数心理学家只研究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个文化维度对SWB的效应，调节一缓和模型亦是如此。只有少数研究者研究了其它文化维度与SWB的关系。如Lefcourt和Katz(1991)发现，PDI与SWB呈显著的负相关。

    以Hofstede 所发现的男性气质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的结论为基础，Barnett、Bamch和Cleary(1987)进一步研究发现[16)，在男性气质低的文化中，女性拥有较多社会角色选择(就业、结婚、成为母亲)，这与她们良好的自评健康水平相关，她们的发病率较低，行为较少受限制，较少利用医保，较少使用药品，这些都显著地影响着主观幸福感的水平。

    Diener和Rechner(1993)也发现，男性气质越高，工作压力越大，工作满意感越低，而工作压力、工作不满与生活满意感有显著相关，反之亦然。Hofstede还认为UAI与SWB呈显著的负相关。

    以上研究都在探讨单一文化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1997)等人的研究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文化的四个维度及其它文化维度对SWB的效应：当研究者不考虑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时，IDV和PDI有极高的相关，IDV和UAI能最理想地预测文化间水平的 SWB，且IDV比UAI对SWB的贡献大；但是，当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进入回归方程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维度后，IDV和PDI的零阶相关以及IDV 和SWB的相关都降至不显著水平，这说明IDV和一国的富裕程度有显著的相关。若控制IDV和PDI在内的其它文化维度，仅UAI和一国的富裕程度就可成功预测SWB的36％--54％的变异。MAS不能单独预测SWB，MAS必须与一国的富裕程度产生交互作用才会影响SWB，且这个交互作用不受UAI的影响。

    显然，在研究文化与SWB的关系时，只注重单维文化研究可能会简化多维文化对SWB的复杂效应，甚至会忽视文化中各个维度可能有的交互作用对SWB的效应。而且Diener等认为，尽管IDV是代表文化差异的最普遍的维度之一，但是它对SWB的效应却难以确定。从理论上看，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都有较高水平的SWB：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会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有较高水平的SWB；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只追求个人目标，他们也有较高水平的SWB。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可能有高水平的SWB。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对不同文化中的被试采用了不同版本的人格量表和SWB量表，方法效应干扰了文化效应，研究者也很难分离方法效应和文化效应。此外，Lu和Gilmour等人研究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都有两种途径达到幸福；无论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还是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都有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和独立的自我观念。具备独立自我观念的个体信仰用行为控制外部环境，而具备相互依赖自我观念的个体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些关于社会互动的信仰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及对这些人际情景的体验，最终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但是，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和对人际和谐的信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对人们的影响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对人们的影响要大。这似乎又支持了两种文化中的人都有高水平SWB的理论。

    第二，模型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外倾和神经质，没有涉及到另外三种人格因素，也忽略了人格五因素以外的人格特质和非特质人格特征。正如DeNeve和 Cooper(1998)所指出的，单独地集中于外倾和神经质可能会过于简单地陈述人格和SWB之间复杂的联系模式。一些研究也表明外向和神经质以外的人格特质和非特质的人格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例如，DeNeve和Cooper(1998)发现，尽责性是预测生活满意感的最重要的指标。McCrae 和Costa在后续研究中系统全面地解释了人格五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外向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起着气质性作用，即他们分别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有较高的内在敏感性；开放性虽然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但却增加了对两种情感的体验，它起着经验性的作用；和谐性和尽责性则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工具性的作用，它们通过创造使人们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而提高主观幸福感。Hayes和Joseph(2003)研究了大五与SWB三个量表——OHI(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DHS(Depression-Happiness scale)和SWLS(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的相关后发现，神经质在SWB的三个量表中始终与SWB有显著相关，其它人格维度与SWB的相关依赖于SWB的操作性定义；外倾与SWB的相关依赖于OHI(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尽责性与SWB的相关依赖于SWLS。而调节--缓和模型的研究者采用的是生活满意感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和愉快一不愉快情感频度评价量表。因此，调节--缓和模型会忽略人格的其它三个特质，可能是由于采用的SWB的操作定义和测量工具与其他研究者不一致。此外，人格五因素模式自身的局限也是调节--缓和模型忽略人格其它特质和非特质的人格特征的原因之一。

    第三，调节--缓和模型过于粗糙、简化。该模型笼统地认为外倾和神经质与SWB相关，而并未说明究竟是外倾还是神经质为SWB重要的预测指标。Costa和 McCrae认为神经质主宰着个体的消极情感，而外倾则主宰着积极的情感。而David的研究发现，外倾决定着积极的情感，而神经质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都有效应。Suh、Diener和Fuiita认为，外倾和神经质同时决定着积极和消极的情感。Headey等人发现，神经质对情感变异的解释力是外倾解释力的5倍。Brebner认为，外倾不能解释生活满意感，而神经质可解释22％的生活满意感。VittersO认为外倾对SWB不产生净效应，它对 SWB的效应依赖神经质，而神经质中的积极维度--情绪稳定性既决定着SWB的情感成分又决定着SWB的认知成分，对SWB有完整的意义。还有许多研究没有发现外倾对SWB的任何效应。但是，也有研究者们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外倾就毫无作用可言。如Lucas、Diener和Suh发现外倾对积极情感的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弱，因而得到了外倾与SWB的关系依赖个体有一个适应文化的人格的观点。显然，调节--缓和模型无法解决人格与SWB关系的不一致和互相矛盾之处。

    4总结和建议

    西方近30年对主观幸福感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孕育了调节--缓和模型，它克服了从前传统相关研究的缺陷，为全面研究SWB奠定了基础。当然，人格与SWB的因果关系还有待确证，模型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后对调节--缓和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由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与一国的富裕程度有非常高的相关，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也有很高的相关，所以这两个文化维度都不能独立预测主观幸福感，必须从整体上考虑这两个文化维度和经济指标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同时，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与一国富裕程度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也不能单独预测主观幸福感。因为不确定性规避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主效应，所以可将其取代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在模型中的位置。

    其次，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是否毫无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Suh对39个国家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文化能够解释18％的正性情感的变异。

    再次，人格中外倾、神经质与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的关系存在争议，不能在模型中笼统地以“情感”表示，应将情感的两个维度独立出来。人格应该包括几个因素比较合适，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以前的研究较多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分析方法，今后可以采用更多的新方法和技术如结构方程模型、层级线形模型和多文化潜在类型分析方法来确定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