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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Wanner Wilson回顾了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基于那时有限的资料，他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对SWB作了总结，自那以来的三十多年，SWB研究已硕果累累。现在的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描述与SWB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而是着力研究得到幸福的各种途径，这一趋向表明：研究方向已转到目标、应对策略和气质特征方面。

    1  SWB的定义、结构和内容

    作为心理学专门术语，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基本特点是：①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② 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③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1]。

    　关于SWB的结构，现在一般的学者都认同：SWB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虽然这三个维度存在共同变化的倾向，但有时变化又可能不一致。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相对独立，其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个人在积极情感上的得分并非必然地预示出他在消极情感上的得分，反之亦然。生活满意度是 SWB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因此有必要单独研究SWB的每一个维度[1]。（见表1）

    2  SWB古典理论及一般发现

    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伊壁鸠鲁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  我们的最终目标乃是得到快乐。  ”Dodge  1930年，提出幸福理论， 但并未超出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界定。Wilson 1960年在博士论文中提出SWB个体差异的理论假设：①需要的及时满足产生快乐，需要总是得不到满足导致不快；②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满足感，有赖于个人的适应或期望水平，而这又受过去经验、同他人比较、价值观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他写出论文的年代，很少有研究涉及他的第二点假设[2]。

              表1  SWB的结构、内容［2］

  情感方面      认知方面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整体生活满意感    特殊生活领域满意感

  欢喜      差愧          想要改变生活        工作

  振奋      悲伤          对目前生活满意      家庭

  满意      焦虑、担忧    对过去生活满意      休闲

  骄傲      气愤          对未来生活满意      健康状况

  爱        压力、紧张    别人对被试的生活    经济状况

  幸福      抑郁          满意度的观点        自我

  极乐      嫉妒                              所属群体

    Diener（1984）区分了影响SWB的外部与内部因素。 早期理论建构重点在于证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统计项目等是如何影响SWB的。这一理论基于Wilson的第一个假设：人有基本的普遍的需要，若环境使其需要得到满足，他／她就会感到幸福。许多研究支持外部因素影响理论。但更多研究发现外在、客观的变量对SWB影响相当小，人口统计项目（性别、收入、智力水平等）只能解释SWB不足20％的变化，外在环境只能解释SWB变化的15％［2］。由于外部因素影响较小，研究者们转向研究内部因素即Wilson的第二点假设来解释SWB 的变异性：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

    3  遗传、人格特质及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

    3.1  遗传（包括气质）研究

    气质和人格对SWB都有很强相关性。气质常定义为：人早期生活中出现的行为或情绪反应的生物倾向性，是生理尤其是神经结构和机能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属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基因成分，如：初生婴儿表现出典型情绪反应并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保持；与之相对，人格常定义为成人独特的性格反应倾向，既有生物也有习得的成分［3］。

    一种概念模型认为：人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这是由于神经系统先天个体差异造成的。气质差异使不同人倾向于体验不同水平的SWB，最有力的证据是遗传率的行为基因研究。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人（1988）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还发现：40％积极情感变化、55％消极情感变化及48％生活满意感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  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感变化［4］。Braungan等人运用收养和双生子研究方法，发现1 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3］。

    客观情景对SWB的影响有限，而基因对SWB的影响显著，使得一些研究者相信幸福是一种特质：人具有快乐的素质。此观点遭到 Veenhoven（1994）的批评，他认为，尽管证据表明SWB 水平的确随某种情景变化而波动，但幸福感本身并非某种特质，SWB随时间而改变，幸运和噩运都对SWB有影响，影响SWB平衡水平的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 因而SWB既有类似特质的又有类似情景的特性［2］。

    基因对SWB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响人的行为， 增加经历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境下，使某类独特行为反应更可能发生，从而影响SWB。

    3.2  人格因素

    人格因素如果说不是SWB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 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1］。Gray 的人格理论认为：个体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基本脑动力系统差异造成：行为激活系统（BAS ）对奖励和非惩罚性信号敏感，通过奖励调节行为、控制行为趋向；而行为抑制系统（BIS）对惩罚和非奖励性信号敏感，通过惩罚调节行为，出现惩罚威胁时抑制行为。不同人对奖惩感受性不同，这就形成个体差异［5］。基于此理论，Watson和Clark（1984，1997 ）假设神经质和外倾性分别对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具有较高的气质易感性，  即对SWB 起着气质性作用；Lucas 等人（1998）提出外倾者对奖励信号更敏感，其敏感性以更强的积极情感形式表现出来，促使外倾者接近奖励刺激，由于社会情境相对于非社会情境更具奖赏性，外倾者的积极情感增加，也导致社会活动增加，因此Lucas等人认为外倾性是来自积极情感的个体差异。

    自尊与SWB相关，这一结论在西方社会可重复证实， 但不具普遍性。自尊― SWB跨文化调查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中，二者相关系数很低。Kwan等人（1997）发现：在美国，自尊感和生活满意感有很强的相关性；在香港，人际和谐也是生活满意感的预测指标。在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幸福感［6］。

    与SWB相关的另一个人格特征是乐观。 气质性乐观理论认为个人对未来的看法影响其环境，从而影响SWB。根据这一理论，乐观体现个人期望生活中出现好结果的总体倾向。若一个人期望好的结果，他／她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若老想着失败，那么他／她将偏离自己设置的目标，这一行为方式导致乐观比悲观者更易达到目标获得成功。

    对过分乐观的研究表明许多积极情感和积极的认知常同时产生，很难确定是认知产生情感还是正相反。  许多人都有正性错觉（positiveillusions），包括不真实的正性自我觉知、对未来过分乐观、高估对未来的控制力等。这些错觉不仅产生幸福感，也产生如关心他人、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等正性品质；正性错觉与压力环境下正确调整相关；具有自发正性认知倾向性的人易于自我欺骗，这反过来又增加其幸福感；其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相关很低［2］。

    3.3  人格―环境交互作用

    人格特质对情绪的影响可能被情境削弱或强化，因而其影响超出直接的主效应；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SWB，Diener等人提出三个SWB交互作用模型［2］。

    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认为：非独立变量的变异来源于个人、情境和二者交互作用的变异。一些人对积极情感反应的心理倾向性强，积极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幸福感。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外倾者和神经质者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敏感性不同正是这一交互作用的例子。外倾者对正性刺激反应强度高于内倾者，若情境当中存在愉快条件，就可以获得不同的幸福感水平，在中性条件下，外倾、内倾者的情绪体验相似。

    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认为人格和情境是两个既独立又依赖有着双向因果联系的变量。个人根据其人格特质选择情境；但人们在与其人格一致的情境下未必快乐。Emmons等人将情境分为：主动选择与被迫强加情境。主动选择情境比起被迫强加情境来说，人格―情境一致更易提高SWB值。在决定情感方面，人格―情境一致不如人格―具体参与行为一致重要。因而环境特征、个人行为和人格特点交互作用影响SWB。

    第三个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影响情境从而增加或减少SWB。外倾者倾向于经历和体验积极生活事件，神经质者倾向于经历消极生活事件，而这些生活事件反过来又对SWB产生影响，这不能单独由人格来解释。因此人格产生情境，情境增加或减少整体幸福感。但人格对SWB 的影响超出了以积极或消极方式对生活事件作出反应的心理素质倾向，人格的影响也包括人的行为，它可以增加或减少奖励生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4  社会心理学理论

    Michalos（1985）借用古希腊哲学家、Wilson和Campbell等人的观点，提出满意度的多种差异：个人与多种标准（他人、过去情况、期望值、满意感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作向上（比较标准高于现实条件）和向下（比较标准低于现实条件）比较必然产生差异，向上比较SWB 水平降低，反之则升高。根据判断标准不同，又有以下派别：

    4.1  社会比较理论

    早期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的结果，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感到幸福。近年来，考虑到比较信息的多样性，以及人们运用信息的方式各不相同，社会比较理论变得更加复杂。

    Wood（1996）定义社会比较为：“想到与自我有关的友好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社会比较过程包括：（1）获得社会信息，源于读到或想到的某个人或事（2）思考（比较）社会信息， 包括他人与自己的相同或不同点（3）对社会比较作出反应，包括认知、 情感和行为反应。

    人格为社会比较涂上“个人色彩”，影响比较的方式：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下也作向上比较；乐观者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数目，而悲观抑郁者正相反。社会比较差距的感知来自内部即人格的影响，而非各比较项目实际情况，因此人格特质不确定，比较结果也不定；向上和向下比较都可能增加或减少SWB； 并不能通过社会比较使社会环境对SWB直接产生长期影响［3］。

    4.2  期望值理论

    Wilson（1967）的论文中提出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当前一般观点是：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SWB相关，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期望值本身并非好的SWB预测指标，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外在资源（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和内在资源（气质、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为SWB的预测指标。［7］

    向期望值接近的过程而非最终目标的达成对幸福感最为重要，具有高期望值的人，尽管当前状态离目标状态相去甚远，也会因处于向目标接近的过程中而感到满足。

    在决定SWB时，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 测量被试期望目标的信心时，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SWB呈正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SWB 呈负相关。由此可见期望值与SWB的关系比Wilson所说的复杂得多。 高期望值这一个因素并不能肯定产生不幸感，也不能预测SWB值。

    5  新近二理论

     5.1  目标理论

    目标被看作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目标种类、结构、向目标接近的过程和目标达成，影响个人情感和生活满意感。生活有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使人在社会生活和困境中保持良好状态。

    Brunstein等人（1998 ）认为：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SWB才会增加，即：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SWB。 人具有某些意识或未被意识到的动机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SWB水平升高；与个人需要不一致的目标，即使达成也不能增加SWB。成就价值观强的学生， 成绩优秀时SWB升高，具有较强社会价值观的学生，在满意的人际交往中才感到更幸福。Kasser和Ryan认为：与自我接受、助人、亲和性等有关的内在价值目标，是天生自然需要和生长需要的表达，比美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SWB意义更大。

    目标与个人生活背景相适应，才能提高SWB水平。 生活背景重要成分之一是个人生活的文化背景。Cantor和Sanderson 认为：当个人实现被其文化或亚文化高度评价的目标时，SWB会增加； 文化影响人们选择目标，从而成为影响SWB的因素［2］。

    造成人们体验幸福感系统差异的特殊文化维度是：个人―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或自我独立―依赖概念（socially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此维度定义特征是：个人将自己看作自控的、自我满足的个体的程度。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如美国和欧洲），个人倾向于区分自己与他人，个人所体验到的情感是自己独特的体验，与自我相关的情感如自尊，与SWB尤其紧密相关；而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中，个人的主要目的并非区分自己与他人，而是与他人保持和谐一致，个人理想往往是所属群体的理想，由于自控的个人重要性削弱，个人的感觉、情绪、思想不被看作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有关自我的情感在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中对决定生活满意度显得不那么重要。此结论在美国大学的白人学生与亚洲学生中得到证实。

    SWB的结构和内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存在，但在一种文化中对SWB重要的，在别的文化中则不然，因此人们的目标不尽相同， 生活各方面对SWB影响大小不同。某些基本生理需要，如饥渴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是SWB的指标。基本生理需要满足之后， 闲暇活动就成为影响SWB的重要因素，这又可能出现个体差异和跨文化不一致。Oishi等人发现富裕社会中的人比贫穷社会中的人更看重旅游。总之，文化背景通过影响人们选择的目标与达成目标的资源，从而对SWB 产生深远的影响。

    5.2  适应和应对理论

    现代SWB理论的中心概念是适应或习惯化。Helson 定义适应为：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识，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的认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良性和恶性事件，使其不总是狂喜也不总是绝望；情绪系统对新事件反应强烈，随时间推移降低，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生活事件对SWB影响较小。Krause和Sternberg对脊髓损伤病人的研究支持适应的影响效果。但人们并不能彻底、迅速地适应所有环境，很多情况如贫困和丧偶的适应相当慢；而另一些生活事件如收入增加、被监禁，能很快适应；但对噪音、 饥饿几乎难以适应［2］。

    应对与适应不同，适应是消极被动的心理生理过程，而应对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某些应对行为：理性行为、精神信仰、给普通生活事件予积极意义、对事件进行积极评价、问题焦点式应对以及寻求帮助都是有效的应对反应，运用这些应对策略的人报告高SWB水平，在控制人格变量的情况下，这一相关依然保持。例如：神经质的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与情感相关不显著），成熟的应对与积极情感相关（不与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相关），这些都是在控制人格变量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

    6  存在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SWB早期研究局限在资源分类和人口统计项目上，30 年来最重要的进展是：认识到外部因素只能解释SWB 变化很少部分；个人气质特点、认知方式、目标、文化背景，以及适应、应对策略都缓冲了生活环境与事件对SWB的影响。

    基于这些成果，未来研究应当注意：首先，因果方向的研究，通过更成熟的方法（非自我报告、纵向法、因果模型、跨文化调查等）来研究幸福与其相关因素的因果方向。其次，重点放在内部因素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上，找出人格在塑造人的环境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人格如何使人在相同的环境下作出相异反应。其三，进一步了解适应过程，研究应对策略和改变目标如何影响适应，了解适应发生的时机、过程和局限性。第四，理论研究精细化，从而可以具体预言输入变量如何影响SWB 的不同内容。

    国外对SWB的研究已涉及了方方面面，而国内这方面研究仍很欠缺，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无疑人们都在关注如何认识和改善生活质量。SWB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西方SWB领域三十年发展状况作了尽可能全面的介绍，希望能对我国SWB 的本土化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